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回顾党领导我们走过的60年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们深深地感到：以爱国主义为强大精神动力，百折不挠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我们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中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给中国所有的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出了两道大考题。这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到洪秀全，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前赴后继，艰苦奋斗，都没有能够解决。在这两道大考题面前，考得最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参加这场大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毛泽东、周恩来，无一不是爱国主义者，无一不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和发展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爱国主义者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于一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有深刻洞察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而且认识到只有中国发展了，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彻底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得最为深刻：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如果不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终还会被“开除球籍”。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历尽艰辛，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内乱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在拨乱反正中总结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中探寻新的发展道路，终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小康社会，并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因为始终牢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课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和价值出发点

　　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一般都认为，其基本要求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必要对这一命题及其基本要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中的“中国化”，既说明了中国实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出发点，又说明了“中国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出发点。所谓科学的出发点，就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所谓价值的出发点，就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服务于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振兴中华这一崇高的民族利益。以往的研究，强调前者多，强调后者少。而只有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才可以说全面领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要求。

　　回顾历史，毛泽东是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他首先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讲起，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可以的，应该的，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战争中的实施。”正是根据这样的深刻思考，他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强调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且强调这样做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为了“出全民族于水火”，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这样一个由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人所创立，为振兴中华民族应运而生，融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的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批共产党人的杰作。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强调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既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必须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候，又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爱国主义相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感召和凝聚中国各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

　　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求

　　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和价值上具有这样双重的出发点，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既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又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热切地坚持的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不仅内在地包含了爱国主义，而且给爱国主义这一古老的传统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一个政治大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给“爱国主义”赋予了“现代化”的新要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同志，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爱国主义决不是闭关自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决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必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作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切，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赶上时代”。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弘扬的爱国主义，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使命的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这样的价值追求，已经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之中。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党之所以要领导拨乱反正，纠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之所以要领导改革开放，变革自己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说到底，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能够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赶上时代。我们只要研究一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理论提出的宏观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赶上时代。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贯穿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贯穿着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换言之，爱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

　　也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时候，应该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把爱国主义情操融入于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之中，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动员中华儿女为振兴中华、赶上时代而发奋学习、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