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公仆品质：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
刘明钢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来源日期：2008-2-19
胡耀邦辞世19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丰功伟绩，他的公仆品质，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他的良操美德，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人格魅力，仍然被人们广为传颂。
让 贤
胡耀邦曾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存在团中央档案室里的一份材料就是明证。那是胡耀邦在参加党的八大期间亲笔写的信，现抄录如下：
陈云、小平同志阅转主席并原书记处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来提出意见，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当快要散会的时候，算是鼓起勇气站起来了，可是又被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坐下来了。
我是作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有低估自己，我曾经估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谈。至于由于提的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
现在九十七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名单里去。
情绪有点激动，写得词不达意，想一定会原谅我。
敬礼！
胡耀邦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很重视胡耀邦的来信，委托刘澜涛找胡耀邦谈话。刘说，中央领导认为，青年团里应该有一名负责人成为中央委员，而胡耀邦本人的资历符合这个要求。现在这件事已经定了，就不要再提了。
9月27日，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散会后，胡耀邦拉上王鹤寿、张黎群一同上车，从中南海怀仁堂回到他在富强胡同的家。他们坐在客厅里，助手和秘书向胡耀邦表示祝贺。胡耀邦表情严肃地说：“祝贺什么，不相称啊！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里的将军，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我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信呢，请求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安排当中央委员。如果是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委员就足够了。但是没有采纳。我心情很不平静啊！”
纳 谏
198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是，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更加一致，原来实行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反映这一根本的变化。怎样适应新形势，提出新方针，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1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央领导会见出席会议的部分同志，并与大家亲切座谈，胡耀邦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在讲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强调，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几十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
由于胡耀邦讲话较长，会议主持人宣布中间休息一刻钟。休息时，胡耀邦见到一位熟悉的记者，打过招呼后，亲切地问：“我今天讲得怎么样？”
“很好！”记者回答。
“哎，你们新闻记者不能光挑好听的说嘛，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胡耀邦继续笑着问。
“把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恰不恰当？”记者忐忑不安地说。
“说说看，有啥不恰当？”胡耀邦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和颜悦色。
“我们一直把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党和军队好比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比为鱼水关系，似乎不太科学。因为，你说谁是水、谁是鱼呢？”记者见他虚心听取意见，便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好，有道理，有道理！”胡耀邦诚恳地说。
胡耀邦善待记者的宽广胸怀和虚心纳谏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
会后，经中央统战部审查的新闻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认真琢磨记者的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推敲，决定把原稿中的“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82年1月16日，新闻稿发表。从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16个字，就成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正式口号，被社会媒体频繁使用。
对这句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都称赞不已。一位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感慨地说：“我每听到、看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8个字，都禁不住感慨万千！共产党没有忘了我们，没有拿我们当外人啊！”
雅 量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据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所以，田纪云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田纪云的说法得到众多的印证。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耀邦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李锐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他在‘文革’中欠了账，当年却是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撰文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耀邦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 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胡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 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做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他都虚心听。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杜导正认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
还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胡耀邦的博大胸怀和雅量。一次，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胡耀邦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有位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有异议，他讲了一大堆理由并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人公开唱反调，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尽管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迫切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他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胡耀邦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
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睿 智
胡耀邦是一个极富智慧、极懂策略的政治家。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照邓小平多次讲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推进平反工作。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 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3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番话，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有人提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
胡耀邦斩钉截铁地答道：“照样平！”
当时曾经有人提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是否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啊？”
胡耀邦机智地把这种挑衅顶了回去：“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 就把它平掉了嘛！”
“两个不管”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度。
胡耀邦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
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这问题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一天晚上，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他在琢磨，怎样避免使用“包产到户”这个名词，以减少政治上的阻力。他突然想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 ，如果再加上“农村”两个字，不就可以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吗？！
胡耀邦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立即坐下，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在纸上并高兴得笑起来。
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载入了史册。
